怀念我的母亲张玉梅

作者:王峰     点击:1169    发布时间:2021-04-12

我的母亲张玉梅离开我们15年了,她的笑貌仍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。步入耄耋之年,愈觉得母亲伟大,永远值得我和子孙们学习、传承。

  我的母亲虽然是位普通的农民,但她在父亲(抗日英雄王龙)的教育和影响下,衷心拥护,始终坚信革命能胜利、民族能独立、人民能解放,支持父亲从事革命活动。父亲牺牲后,她强忍悲痛,送一双儿女参军、随部队北撤,自己留在扬中含辛茹苦抚养幼小孩子成人。解放后,她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,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。母亲享年99岁,奋斗了一辈子,是位巾帼模范。

 

      独立支撑六口之家,支持父亲从事革命活动


  我的母亲张玉梅,1908年3月(农历二月初十)出生于丹徒县大路镇北分张村的一个书香之家(其父是位私塾先生),5岁时被扬中的表姨娘收为养女。

  1927年,母亲与同龄的父亲王龙结为伉俪,定居在兴隆北码头街范家埭。父亲当私塾先生教书,母亲和奶奶租种5亩6分地。第二年春天母亲就生了我。父亲教书有方,周围的群众都尊称他“龙先生”。父亲秉性耿直、嫉恶如仇,愿为穷苦人仗义执言。1933年,扬中发生了轰动一时的“火烧七家”特大抗捐事件,父亲王龙同情和支持农民这一暴动,反动视王龙是 “危险分子”,竟以“莫须有”罪名加之通缉,父亲闻风逃避苏北靖江,在朋友的帮助下,过着隐姓埋名教书糊口的流浪生活。

 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日本鬼子大举入侵中国,上海、南京、镇江相继沦陷,父亲愤然放下教本回到扬中,寻找抗日救国的出路。1939年4月,父亲随新四军第1支队作战参谋盛威扬去溧阳参加了新四军。当时父亲31岁,我11岁、大弟9岁、二弟5岁、3弟2岁,奶奶体弱多病。

  父亲走后,耕田种地和抚养家人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。年轻的母亲极其能干,极能吃苦,独立撑持五口之家,精打细算、忙里忙外,尽力让家人能吃饱穿暖。这年腊月,母亲生了个妹妹叫腊凤,月子里得不到调养、休息。父亲外出、不知音信,奶奶经常日夜忧愁落泪、身体越来越差,家中的活计无人料理,母亲生养了几天就下地干活了。母亲毫无怨言,第二年春天才知道父亲在丹阳段家桥负责接待新四军新兵。


      坐牢、受酷刑,决不供出父亲的真实情况


  父亲参加新四军后,日伪军非常害怕,欲以除之。他们搜查父亲动向无结果,就把目标转移到母亲的身上。1940年5月的,有个姓朱的汉奸带引着几十个鬼子及伪警察大队闯到我家。他们端着枪冲进屋内,一个家伙恶狠狠地指着母亲的鼻子问:“你就是王隆恩 (父亲王龙的谱名)的老婆吗?”母亲回应:“不是。”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人就左右开弓两个耳光,打得母亲两眼发花,这个人骂道:“妈的X,你不是王隆恩的老婆?”他们把母亲拉到门外铐了起来,然后进屋搜查。这帮强盗把我家稍微好点的东西都抢光,还准备放火烧房子(是隔壁的爷爷求情未烧)。母亲抱着六个月的小妹妹被他们带到三茅。这天下午,一个高个子鬼子名叫冈崎的,走上来就打了母亲几个耳光,然后就追问父亲王龙的情况,说如果不说出王龙的下落,就让母亲坐牢。冈崎审问后,又有伪警察大队长周广发、反动警察所姓卜的家伙等7个头目审问了母亲。审问中,母亲只说:“我不晓得王龙的情况,他跟我吵了架赌气走的。”审问后,母亲被关进牢房。这,我母亲米水未沾牙。第二天,母亲又被他们7个家伙审问了三次,追逼母亲供出父亲王龙的活动情况,并威胁道:“要是不交出王隆恩就坐牢,一直坐到死!”“坐到死就坐到死!死也不说!”母亲坚守和父亲的秘密约定,坚定地回应他们。

  在监狱里,母亲和小妹妹过着非人生活。牢里又脏又潮,虱子、跳蚤咬得人日夜不安。敌人怕人上厕所时逃跑,每天只准吃两餐,吃的是霉变的稀粥,连猪狗食都不如,而且敌人隔三岔五就把母亲拉出去拷打审问,常常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,不到个把月,母亲就被折磨得遍体鳞伤、不成人样,多亏狱中一位认识父亲的难友照料,母亲才坚强地活了下来。

  母亲被抓走后,奶奶整日流着泪。大弟侠荣和二弟桂荣被熟人转送到父亲那里,托养在中心沙顾维衡家,改名叫张杰和张坚。三弟(3岁)被送给江南葛村姨娘家(姓解,解放后在上海从事航天事业)。我靠着奶奶度日,每天送饭给母亲。

  敌人把母亲抓去半年之久,什么也没有得到,无奈只得释放,妄图诱出父亲回家探亲以便抓获。


      出狱后东躲西藏,颠沛流离,仍为新四军传送情报


  出狱后,为了躲避吃二遍苦、坐二次牢,母亲带着我移住到西沙王安(伯父王言的学生、地下党员)家,一段时间后,又到中心沙唐习章家住了半年多。那一岁多的小妹妹,坐牢时受了磨难,出狱后到处流浪、受惊吓,不久生病夭折,母亲非常痛心。1940年底,父亲已调到扬中任抗日民主县长,因此更要提防敌人搜捕,于是经常移动,先后在江南段家桥、姚家桥、直溪桥、珥陵、大路等处落脚,长则数月半载,短则十天八天,躲在熟人家,隐姓埋名。每当听到风声,只好从东家跑出躲到沟头岸坎、村边野外,通宵露宿。1943年,我和母亲又居住在西沙三桥刘如模 (父亲的同学)家。在西沙落脚期间,母亲担当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。因为西沙对岸的西新桥码头附近有个斧头街,斧头街土地庙里住着和平军。从西沙来扬中,必须从这里经过。妇女来往,敌人不大注意,若遇男子,敌人就要盘问。所以父亲多次让母亲给长旺二墩子地下党员张秀明、四墩子地下党员李松廷送信。后来,敌人对妇女也要搜查,母亲就想法子把信藏好,有时藏在棉裤脚管的贴边里,有时藏在鞋底的夹层里……

  父亲叮嘱母亲:“斗争形势险恶,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。如果我牺牲了,你一定要把孩子抚养大,男孩不要经商,女孩不要过早嫁人,让他们参加革命,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。”后来,我和母亲回到扬中兴隆码头街老家,母亲仍为父亲传递着情报。


      大智大勇,掩护分娩的新四军女干部


  1942年初夏,日伪军在丹北地区大肆扫荡,形势十分严峻。此时,曾担任扬中县委妇女部长的陶云霞分娩在即,却难于找到一个安心生养的地方,而她的丈夫陈光肩负着京沪路北特委领导的重任,工作非常繁忙,无暇顾及妻子。出狱后隐蔽在丹徒西沙的母亲得知后,在父亲王龙的精心安排下,把陶云霞接到自己的住处,为她做饭、洗衣服、准备小衣服和尿布,像对待亲妹妹似的服侍她。小孩顺利出生后,母亲里里外外忙个不停,并冒着生命危险,夜间乘小船过江回到扬中,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香糯米和其它食物拿了出来,给陶云霞补养身体。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,陶云霞恢复得很快,婴儿(陈光的长子陈晓明)长得又白又胖。一九八五年,曾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的陈光在 《新华日报》上撰文《民族精英——深切怀念王龙同志》赞颂母亲的这一大智大勇的战友情。


      强忍巨大悲痛,送一双儿女参军、随部队北撤


 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,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党组织任命父亲为镇江市市长。父亲更加忘我地四处奔走,开展受降工作,为解放镇江城日夜操劳。9月7日,父亲赶往和尚洲受降,途径丹徒镇江边遭遇大批顽伪,不幸被捕、壮烈牺牲,时年37岁。噩耗传来,全家人如遭晴天霹雳,天塌了下来!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、痛不欲生,母亲怎么也不相信英勇机智、神龙活现的父亲竟和我们永别了!

  当时国共斗争形势异常激烈,10月,新四军奉命北撤同时吸收青年入伍。父亲的灵柩还未安葬好,母亲强忍内心的巨大悲痛,按照父亲生前的嘱咐,毅然决定将17岁的我和15岁的大弟侠荣送去参军。大弟侠荣随部队先北撤,我随培根师范学员和指导员北撤。组织上考虑到母亲的处境,曾动员她带着两个小孩一同北撤。为了不给组织上增添麻烦,母亲不顾个人安危,坚持留在扬中。第二年5月,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四弟,坐了六、七天的船,历经艰辛,到高邮探望我和大弟。


     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


  我和大弟参军后,母亲带着二弟、四弟艰难度日,反动派经常闯到我家搜查、洗劫一空,母亲总是挺着、熬着,她坚信新四军一定会打回来,我和侠荣能回来。

  1949年4月23日,扬中解放了,劳苦人民翻了身,父亲生前革命愿望实现了!两三个月后,母亲到扬州见到了大弟侠荣。在向大西南进军途中,我也给家中写了封信(1953年我和母亲才会面)。母亲焕发了青春,积极响应党和号召,动员青年参军,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;带头缴公粮、卖余粮;参加合作社,参加集体生产劳动,捡重活、脏活干,上工在人前、休息在人后。冬春加固江堤,没摊我家任务,母亲仍然出工,不缺。1956年,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。1958年荣获江苏省人民奖章,广大干部、群众都尊称母亲“王妈妈”“王奶奶”,多次当选县、乡(镇)党代表和人民代表。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,弟弟们都很争气,二弟桂荣 (王坚)1955年留学苏联,回国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当教授;三弟解金荣毕业于理工大学,从事航天事业;四弟立荣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扬中县中学,1964年考取清华大学,大二时就入了党。我们5个人都在党的培养下继承了父亲的遗志,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,这是母亲的欣慰。

  母亲是从苦难中熬过来的,她同情劳苦人,也尽力帮助劳苦人。母亲关心下一代成长,90多岁后仍多次为大中小学生、武警官兵和入伍新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

  母亲勤劳、善良、正直、坚强,2006年2月省委副书记冯敏刚专程来看望德高望重的母亲,称赞母亲张玉梅是巾帼模范。

  母亲张玉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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