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母亲张玉梅离开我们15年了，她的笑貌仍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。步入耄耋之年，愈觉得母亲伟大，永远值得我和子孙们学习、传承。
我的母亲虽然是位普通的农民，但她在父亲（抗日英雄王龙）的教育和影响下，衷心拥护，始终坚信革命能胜利、民族能独立、人民能解放，支持父亲从事革命活动。父亲牺牲后，她强忍悲痛，送一双儿女参军、随部队北撤，自己留在扬中含辛茹苦抚养幼小孩子成人。解放后，她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。母亲享年99岁，奋斗了一辈子，是位巾帼模范。
独立支撑六口之家，支持父亲从事革命活动
我的母亲张玉梅，1908年3月（农历二月初十）出生于丹徒县大路镇北分张村的一个书香之家（其父是位私塾先生），5岁时被扬中的表姨娘收为养女。
1927年，母亲与同龄的父亲王龙结为伉俪，定居在兴隆北码头街范家埭。父亲当私塾先生教书，母亲和奶奶租种5亩6分地。第二年春天母亲就生了我。父亲教书有方，周围的群众都尊称他“龙先生”。父亲秉性耿直、嫉恶如仇，愿为穷苦人仗义执言。1933年，扬中发生了轰动一时的“火烧七家”特大抗捐事件，父亲王龙同情和支持农民这一暴动，反动视王龙是 “危险分子”，竟以“莫须有”罪名加之通缉，父亲闻风逃避苏北靖江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过着隐姓埋名教书糊口的流浪生活。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鬼子大举入侵中国，上海、南京、镇江相继沦陷，父亲愤然放下教本回到扬中，寻找抗日救国的出路。1939年4月，父亲随新四军第1支队作战参谋盛威扬去溧阳参加了新四军。当时父亲31岁，我11岁、大弟9岁、二弟5岁、3弟2岁，奶奶体弱多病。
父亲走后，耕田种地和抚养家人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。年轻的母亲极其能干，极能吃苦，独立撑持五口之家，精打细算、忙里忙外，尽力让家人能吃饱穿暖。这年腊月，母亲生了个妹妹叫腊凤，月子里得不到调养、休息。父亲外出、不知音信，奶奶经常日夜忧愁落泪、身体越来越差，家中的活计无人料理，母亲生养了几天就下地干活了。母亲毫无怨言，第二年春天才知道父亲在丹阳段家桥负责接待新四军新兵。
坐牢、受酷刑，决不供出父亲的真实情况
父亲参加新四军后，日伪军非常害怕，欲以除之。他们搜查父亲动向无结果，就把目标转移到母亲的身上。1940年5月的，有个姓朱的汉奸带引着几十个鬼子及伪警察大队闯到我家。他们端着枪冲进屋内，一个家伙恶狠狠地指着母亲的鼻子问：“你就是王隆恩 （父亲王龙的谱名）的老婆吗？”母亲回应：“不是。”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人就左右开弓两个耳光，打得母亲两眼发花，这个人骂道：“妈的X，你不是王隆恩的老婆？”他们把母亲拉到门外铐了起来，然后进屋搜查。这帮强盗把我家稍微好点的东西都抢光，还准备放火烧房子（是隔壁的爷爷求情未烧）。母亲抱着六个月的小妹妹被他们带到三茅。这天下午，一个高个子鬼子名叫冈崎的，走上来就打了母亲几个耳光，然后就追问父亲王龙的情况，说如果不说出王龙的下落，就让母亲坐牢。冈崎审问后，又有伪警察大队长周广发、反动警察所姓卜的家伙等7个头目审问了母亲。审问中，母亲只说：“我不晓得王龙的情况，他跟我吵了架赌气走的。”审问后，母亲被关进牢房。这，我母亲米水未沾牙。第二天，母亲又被他们7个家伙审问了三次，追逼母亲供出父亲王龙的活动情况，并威胁道：“要是不交出王隆恩就坐牢，一直坐到死！”“坐到死就坐到死！死也不说！”母亲坚守和父亲的秘密约定，坚定地回应他们。
在监狱里，母亲和小妹妹过着非人生活。牢里又脏又潮，虱子、跳蚤咬得人日夜不安。敌人怕人上厕所时逃跑，每天只准吃两餐，吃的是霉变的稀粥，连猪狗食都不如，而且敌人隔三岔五就把母亲拉出去拷打审问，常常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，不到个把月，母亲就被折磨得遍体鳞伤、不成人样，多亏狱中一位认识父亲的难友照料，母亲才坚强地活了下来。
母亲被抓走后，奶奶整日流着泪。大弟侠荣和二弟桂荣被熟人转送到父亲那里，托养在中心沙顾维衡家，改名叫张杰和张坚。三弟（3岁）被送给江南葛村姨娘家（姓解，解放后在上海从事航天事业）。我靠着奶奶度日，每天送饭给母亲。
敌人把母亲抓去半年之久，什么也没有得到，无奈只得释放，妄图诱出父亲回家探亲以便抓获。
出狱后东躲西藏，颠沛流离，仍为新四军传送情报
出狱后，为了躲避吃二遍苦、坐二次牢，母亲带着我移住到西沙王安（伯父王言的学生、地下党员）家，一段时间后，又到中心沙唐习章家住了半年多。那一岁多的小妹妹，坐牢时受了磨难，出狱后到处流浪、受惊吓，不久生病夭折，母亲非常痛心。1940年底，父亲已调到扬中任抗日民主县长，因此更要提防敌人搜捕，于是经常移动，先后在江南段家桥、姚家桥、直溪桥、珥陵、大路等处落脚，长则数月半载，短则十天八天，躲在熟人家，隐姓埋名。每当听到风声，只好从东家跑出躲到沟头岸坎、村边野外，通宵露宿。1943年，我和母亲又居住在西沙三桥刘如模 （父亲的同学）家。在西沙落脚期间，母亲担当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。因为西沙对岸的西新桥码头附近有个斧头街，斧头街土地庙里住着和平军。从西沙来扬中，必须从这里经过。妇女来往，敌人不大注意，若遇男子，敌人就要盘问。所以父亲多次让母亲给长旺二墩子地下党员张秀明、四墩子地下党员李松廷送信。后来，敌人对妇女也要搜查，母亲就想法子把信藏好，有时藏在棉裤脚管的贴边里，有时藏在鞋底的夹层里……
父亲叮嘱母亲：“斗争形势险恶，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。如果我牺牲了，你一定要把孩子抚养大，男孩不要经商，女孩不要过早嫁人，让他们参加革命，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。”后来，我和母亲回到扬中兴隆码头街老家，母亲仍为父亲传递着情报。
大智大勇，掩护分娩的新四军女干部
1942年初夏，日伪军在丹北地区大肆扫荡,形势十分严峻。此时，曾担任扬中县委妇女部长的陶云霞分娩在即，却难于找到一个安心生养的地方，而她的丈夫陈光肩负着京沪路北特委领导的重任，工作非常繁忙，无暇顾及妻子。出狱后隐蔽在丹徒西沙的母亲得知后，在父亲王龙的精心安排下，把陶云霞接到自己的住处，为她做饭、洗衣服、准备小衣服和尿布，像对待亲妹妹似的服侍她。小孩顺利出生后，母亲里里外外忙个不停，并冒着生命危险，夜间乘小船过江回到扬中，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香糯米和其它食物拿了出来，给陶云霞补养身体。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，陶云霞恢复得很快，婴儿（陈光的长子陈晓明）长得又白又胖。一九八五年，曾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的陈光在 《新华日报》上撰文《民族精英——深切怀念王龙同志》赞颂母亲的这一大智大勇的战友情。
强忍巨大悲痛，送一双儿女参军、随部队北撤
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党组织任命父亲为镇江市市长。父亲更加忘我地四处奔走，开展受降工作，为解放镇江城日夜操劳。9月7日，父亲赶往和尚洲受降，途径丹徒镇江边遭遇大批顽伪，不幸被捕、壮烈牺牲，时年37岁。噩耗传来，全家人如遭晴天霹雳，天塌了下来！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、痛不欲生，母亲怎么也不相信英勇机智、神龙活现的父亲竟和我们永别了!
当时国共斗争形势异常激烈，10月，新四军奉命北撤同时吸收青年入伍。父亲的灵柩还未安葬好，母亲强忍内心的巨大悲痛，按照父亲生前的嘱咐，毅然决定将17岁的我和15岁的大弟侠荣送去参军。大弟侠荣随部队先北撤，我随培根师范学员和指导员北撤。组织上考虑到母亲的处境，曾动员她带着两个小孩一同北撤。为了不给组织上增添麻烦，母亲不顾个人安危，坚持留在扬中。第二年5月，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四弟，坐了六、七天的船，历经艰辛，到高邮探望我和大弟。
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
我和大弟参军后，母亲带着二弟、四弟艰难度日，反动派经常闯到我家搜查、洗劫一空，母亲总是挺着、熬着，她坚信新四军一定会打回来，我和侠荣能回来。
1949年4月23日，扬中解放了，劳苦人民翻了身，父亲生前革命愿望实现了！两三个月后，母亲到扬州见到了大弟侠荣。在向大西南进军途中，我也给家中写了封信（1953年我和母亲才会面）。母亲焕发了青春，积极响应党和号召，动员青年参军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；带头缴公粮、卖余粮；参加合作社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捡重活、脏活干，上工在人前、休息在人后。冬春加固江堤，没摊我家任务，母亲仍然出工，不缺。1956年，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。1958年荣获江苏省人民奖章，广大干部、群众都尊称母亲“王妈妈”“王奶奶”，多次当选县、乡（镇）党代表和人民代表。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，弟弟们都很争气，二弟桂荣 （王坚）1955年留学苏联，回国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当教授；三弟解金荣毕业于理工大学，从事航天事业；四弟立荣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扬中县中学，1964年考取清华大学，大二时就入了党。我们5个人都在党的培养下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，这是母亲的欣慰。
母亲是从苦难中熬过来的，她同情劳苦人，也尽力帮助劳苦人。母亲关心下一代成长，90多岁后仍多次为大中小学生、武警官兵和入伍新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
母亲勤劳、善良、正直、坚强，2006年2月省委副书记冯敏刚专程来看望德高望重的母亲，称赞母亲张玉梅是巾帼模范。
母亲张玉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